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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具体可以参见《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第8条。

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因此，当时的司法权到底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并不是敏感话题，而这种脱敏惯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以至于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人们仍然接受由地方政权拥有、行使、保障司法权这种约定俗成的体制。

世界各主要国家也普遍实行由国家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司法人员、经费等司法行政事务。四、中央司法事权的实现方式 通过国家结构理论的分析和宪法规定的确认，司法权可能被贴上中央事权或地方事权的标签，从而完成权力属性的宣示。在我国，除了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确认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外，从宪法、法院组织法等法律文件中也可以找到判断权力属性的依据。对于法官的要求，与其他政法干警一样，必须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有利于广泛而充分地调动各族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积极性，并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要求，合理配置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保证整个中国的繁荣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第一，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模式一：地方(邦、州、省等）法院既行使联邦司法权，又行使地方司法权，但中央的联邦最高法院或者专门的联邦法院只行使联邦司法权。(一)机构改革激发行政组织立法与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体制度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法律机制亦不例外。

(15)要减少政府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就必须将政府的权力控制在必要的宏观调控等职能之上。从原先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转变为‘法律须配合行政。6.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的原则。行政程序是较早进入学者视野的议题之一，但有别于今天的权利保障立场，程序在当时受到青睐，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制不健全，尤其是缺乏行政程序方面的系统立法，这样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形形色色的行政办事规则，正因为没有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因而也就决定了不会有较高的行政效率[14]14。

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断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问题。

一种通约的共识受到了部分学者的青睐，被他们视为支撑合法性的根基，尤其表现在对司法判决的支撑作用上。然而，学理并不仅是实践的总结者，更可预判实践的发展趋势。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此后，行政效率虽仍在依法行政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地位却逐步边缘化。

与会学者围绕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的重点在中央一级还是地方各级、审查和清理行政管理法规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8]。2008年4月12日，在北大的英杰交流中心首次举行以新概念行政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学界与实务界的近30位资深专家就革新行政法整体的指导理念进行了深入探讨[47]。在此之前，以滥用职权为主题的文章只有零星数篇，如皮宗泰、李庶成《行政审判中作为撤销根据的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6期，第54-57页。通过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包括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从100个下降到61个，人员编制缩减约25％，领导职数减少67％，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7]9，并通过实行机关工作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厘清职责。

行政关系经过行政法的调整，方可称为行政法律关系，故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而非行政法律关系。如果说服务理念初推之际，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新型行政活动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相较于传统行为类型的不同合法要件，那么，随着审批改革的深化，学界的关注重点便转移到了对公共行政过程的民主性呼吁和对公共行政主体的社会化延伸。

控权论因为吻合这一时期的改革需求，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样态。后者以中国自身的国情考量，主张不能过分限缩政府权力。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出台，以行政诉讼为主题的论文达到近150篇。作为洞察国家任务的重要载体，历年中央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都会对特定时期的核心任务做出明确的宣告，并据此调整政府的职能定位。四、公共服务拓展法治政府的价值 立论之处，定有反思。立法者最终选择了基于权利保障的自己责任说。早期学界主要围绕行政诉讼的重要性、行政诉讼的广义说与狭义说、行政诉讼的特点、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⑦，后续更多关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及其当事人、管辖、受案范围、举证责任、侵权责任、裁判方式、诉讼程序、附带民事审查等具体制度的深化设计⑧。作为控权论基石的代议制民主难以为新的公共行政提供正当性根基，不少行政法学者就尝试通过对具体理论与制度的讨论，开启新的正当性论证。

不仅如此，在特定条件下即便没有成文规则的约束，仍要遵循行政法原则的指引。尤其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在1979年刚获通过的情况下，又针对机构改革的精神做了相应修改，其中第三十七条新增一款，明确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指导因其灵活性与非强制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拓展政府职能的过程中独领风骚。作为服务行政的典型代表，行政指导与行政合同占据了这一时期行政法学研究的较大篇幅。

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19)参见邢鸿飞《行政合同性质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第135-140页。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198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作为会议主题。共同体共识就是外在于法律的道德。

相似的变化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悄然发生。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新一届政府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的突破口。

更有学者从行政权力自身的属性出发，论证平衡论的不可能性：行政权属国家权力系统，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并由其行使的一种国家权力，行政机关必须按人民的要求依照法律行使行政权，而不应也不能与人民抗衡，否则人民有权收回其委托的权力。五、国家治理形塑新型行政法治 双重价值驱动之下，行政法学理论与制度的革新正在发生，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脉络中不断强化：拓展依法行政的法源，确立行政规定、行政法原则、行政惯例的法源地位。

政治学已勾勒出主权民族国家的崛起，注意到民族国家功能的变迁：从补缺或‘夜警国家到司法界与全灵委员会所描述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受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安排的影响，我国政府从一开始便扮演统领者的角色，并被赋予广泛的裁量权限。

详见周光辉《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40年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第10-21、2页。上述论文的主题，或来源于中央文件的精神与组织立法的规定，或生发于机构改革的实践，彰显出行政法学在产生之初就与国家任务、政府职能转变密不可分的特征。司法实践也在力推仅具指导之名却行强制之实的行政指导进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11-213页。[9]1根据这个定义，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以行政机关作为一方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

预判的基础既可以来源于对他山之石的借鉴，也可以生发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两大法系的理念分野由此可见一斑。

(27)参见[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由此，对行政裁量的规范需要在传统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探寻个案中的私人力量，以期达成以协商实现裁量的个案正义目标、以协商防范裁量滥用的双重使命。

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内部如德、法两国，在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不尽相同，但均推崇理性之光可使法律成为国家为善的保障机制，坚信精细的类型化分工可以提升法治的专业水准，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体系由此成为德、法两国的共同选择。要提高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权威，就应为更多的行政处理决定提供保障执行的措施。